高=高锦芳 李=李浏洋

高：可以介绍一下这次展出的《一个失败的规则》这件作品吗?

李：这件作品应该算作计划之外的结果。我原本限制了一个空间，在直径2.2米宽17cm厚5cm的亚克力圆环中放入和环内体积一样的鞭炮。点燃鞭炮后，它会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运动，但在这个鞭炮燃放运动的过程中，圆环炸裂了。通过我们之前的推算，2厘米厚的亚克力被炸开的几率很小，但是我低估了一挂普通鞭炮的能量。所以说这样进行创作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我所设定的这个规则是失败的。

高：你原本预想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李：我想把所有爆炸所产生的粉末和烟雾都限定在这个空间里，所有的物质都会在里面运动。通过透明亚克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把这个过程捕捉记录下来。这是我在家过年看鞭炮时想到的作品，去年过年的时候我确定了基本的造型和想法。当时有几个并排的方案，我最后选择了这个，排除掉了几个符号性太强的方案，因为那是我想避开的。

高：为什么要避开符号性?

李：我喜欢作品本身的混沌感，没有一没有二、没有明确的指向和线性思维，最后是非常混沌的，这种混沌构成了作品的厚度与重量，它够复杂、够摸不清楚。我已经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了。真正大师的作品都能给我这种感觉，比如说埃利亚松、罗曼西格纳、博伊斯等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非常厚重的，好的作品往往不需要去说那么多，可以直抵人心，这也是我对自己作品的要求。

高：你很注重作品与自然的联系吗?

李：我没有刻意让作品和自然产生联系，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乡村，乡村就是被自然包裹的。我想创作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的，是植根在痛苦和幸福之上，童年构成了我的灵魂框架，家乡是我味道的起点，视觉的起点，听觉的起点，对时间和空间认知的起点，支离破碎的记忆已经沉淀在大脑的最底层混沌而厚重，和潜意识交织在一起。

对于家乡我是一个逃离者，父母也用了最大的努力让我外出上学，后来发现逃离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农村的消沉乏味让我无法接受，而那里的一草一木曾是我幸福的源泉。我不会去刻意的说这些问题，我只是在做当下最想做的事情，做的过程中我血液里带的东西将无法回避。

现在乡村文化十分匮乏，大家都出去赚钱了，乡村里也没有基本的文化生活和娱乐项目，大家只是打牌、看电视、玩手机，给人感觉都在一个很疲惫无聊的氛围里面。

高：你在乡村的家人也是这样的状态吗？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李：我的爷爷，他已经接近90岁了，我的奶奶已经去世了，是我的父母在照顾我爷爷，但他们几乎没有交流。我感觉他的灵魂在消失，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他每天吃完饭后，就坐在门前晒太阳，活动范围就是门前的小路，晚上六七点就睡了。这也是大多数生命末期的人类的一种状态吧，也有很多电影和作品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到底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圆满的人生呢？

看到他那种状态，我心里还是挺不舒服的，但是每个人类从出生就已经带着这样的结局。所以在做《在拍打》的时候，我就是在反思人生的意义。人生好像都在循环往复，没有意义，好多事情又都由不得你。我后面的作品也想去反思这些问题，思考人生的意义或者无意义、人的存在或生活。

高：你有让家里人看过你的作品吗？他们有什么反应?

李：在我做《在拍打2》的时候，我把那些光敏感应发声器挂在我家地头的一棵杨树上，我爸和我妈也一起帮我，包括一些施工的工具都是我爸帮我做的，他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但他百分之百支持我。

高：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艺术创作有什么规划吗?

李：我想走两条路，这两条路互相不矛盾。第一条路，也就是从自己出发、从人生出发，探讨自己的存在、身份、感情等问题，这是我一直都要去做的一个创作方向；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科幻，但我更关注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之后的伦理关系有什么变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科技的关系，我想从这种科技伦理的方向进行创作。我觉得在面对新事物产生的新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拍手鼓掌，还应该要进行反思，所以想站在技术伦理的层面探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我未来也会慢慢拓宽这些方面，毕竟我的学科背景是新媒体艺术，而这些问题也是不可逃避的。

高：在作为驻留艺术家的这一年，你有什么收获和转变?

李：驻留计划，对于刚毕业的艺术家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一件事。驻留提供的工作室和每个月的补贴，在我的创作上、生活上还是很有帮助的。这就像是一个过渡，学校往前推了我们一把。

高：对川美驻留项目有什么建议吗?

李：希望学校能在驻留计划上，可以投入更多的工作、精力、物力、财力，更加重视这件事情，包括展览的质量、媒体的推广等等。我有很多外地的艺术家朋友，都会向我打听驻留的事情，所以川美驻留计划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继续做下去的话在国内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希望学校多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