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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理想主义”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 符周阳


图文:2015.09.29

符周阳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2013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当代艺术批评

长期参与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的各项活动和工作

 

“现实的理想主义”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

 

                                       刊于《当代美术家》2015年第4期

    2013年12月,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艺术家们的首展“蜕变•方圆可现”在重庆市佳想安善美术馆开幕,这个由学院发起的青年艺术扶助计划正式在大众面前亮相。2015年5月20日,“川美驻留计划”年度汇报展“公转与自转”在四川美术学院虎溪公社开幕,第二年度的驻留艺术家集体展现了他们驻留期间的创作成果,他们以一个共同体的形式逐渐被学院和社会所知晓。“川美驻留计划”的出现和近两年出现的“青年艺术热”是相契合的,一方面,许多70、80后策展人和艺术家基本上走完了在知识和技法上的“原始积累”阶段,开始在众多艺术活动中崭露头角,企图找到属于年轻人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需要新的声音和面貌,青年艺术在创造活力、敏感度以及视角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生存状态和关注焦点。因而,以青年艺术为主题和关键词的大小展览、艺术项目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似乎让处于纠结、迷惘状态的青年艺术家们燃起了一些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艺术产业一路上扬的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中,四川美术学院的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的出现,表明了学院体制对待当代艺术景象的态度,也揭示了艺术教育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矛盾,由此启发更多的探索方向和发展方式。和社会上众多的青年艺术资助项目不同,“川美驻留计划”是国内第一个以学院为主体的青年艺术家扶助项目,从扶助的出发点到资源的整合、利用上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本文将从驻留计划运行以及学院教育新探索等方面对“川美驻留计划”进行分析,以发掘该扶助项目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点。

 

“驻留”初探

 

    “驻留”( Artist In Residence)是一种多元化的艺术资助方式,一般由政府、艺术机构或者某些其它产业经营机构提供。“驻留”项目通常为艺术家提供:工作室、创作材料、软件和硬件设备设施、展览机会、住房、餐饮等条件,具体根据各个“驻留”项目资金和立足点不同而增减调整,驻留时间从2个星期到两年不等。在美国,“驻留”项目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最早由艺术家MacDowell夫妇于1896年建立,地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这里平和而富有生机的环境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创作灵感。于是,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能到此感受创作环境所带来的灵感,便开始了向艺术家们提供“驻留”创作空间的资助项目之路,到目前已有6000多人先后接受了这一项目的资助。到20世纪90年代,“艺术驻留”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从巴塞尔到台湾、从爱沙尼亚到赞比亚,掀起了“驻留”项目全球化的浪潮。据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500多个艺术驻留项目,每年有3万多名艺术家进入到不同的驻留项目之中。到2000年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驻留”模式——艺术村(社区),以美国佛罗里达州布拉登顿建立的“艺术小镇”(village of the arts)为早期代表,项目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集中日常居住、餐饮、美术馆等多种资源和空间的艺术社区,艺术家在这里的生活、创作更似“艺术公民”,而不仅是从事艺术职业的社会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艺术驻留项目的普及,许多整合全球驻留资源的网站出现了:如1993年创立的Re Artis网,就搜罗了全球50多个国家300多个艺术机构的驻留艺术项目信息,供艺术家们搜索、了解和申请,类似网站还有transartists, retitle等。可见,艺术驻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资助模式,也是艺术家们进行学习深造、开拓视野的重要选择之一。

    在中国,驻留项目通常由艺术机构主持运行,为艺术家提供创作、交流、展览的空间和设施。北京的红门画廊自2001年正式建立了红门画廊的艺术家驻留计划项目,是中国大陆地区较早开始驻留项目的机构,而景德镇“陶艺工作坊”、上海的“Artist residence La Pan Stage”等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在国外的几个大的驻留信息网站上都有其信息公布发表。目前,对中国地区的驻留信息进行整合发布的机构只有China residencies 网站,它提供了许多中国境内的国际性驻留项目信息,但覆盖面并不大,目前仅有30多个驻留项目的信息在该网站进行宣传招募,包括北京、上海、 深圳、南京等一、二线城市,也有云南丽江、山西许村等较为偏远的小城镇村庄。另一方面,类似于美国“艺术小镇”模式的艺术社区,在中国大陆许多城市都有分布,如北京798、成都蓝顶艺术区等,但这些社区的资助条件并不丰厚,生活资本甚至可能高于其它生活区,这些艺术社区建立的目的更多的是寻求文化创意产业建设的政策优惠或是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艺术产业品牌,艺术家们在此的生活更似长期定居的而不是以交流、学习为目的的短期“驻留”。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的前身是“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推出的“08年度艺术新新计划”,资助名额仅4名,为青年艺术家免费提供工作室。到2013年川美驻留计划完全成型时,资助的规模大幅度扩大:为入驻的青年艺术家提供每人每月1000元的资金补贴,以及人均30平米的工作室。同时,为艺术家举办群展、个展以及各种主题的沙龙和研讨会,这样的资助政策在全国范围来看还是较为齐全的。从发起者到入驻艺术家,“川美驻留计划”整个项目都是在学院背景中运行的,这样的身份使得它在中国众多驻留项目中散发着“学院派”的气息。

 

当代艺术教育的探索

 

    “川美驻留计划”对“艺术驻留”这一概念的引入和创造性使用,表明了川美在面对新观念时的开放姿态,在美术院校教育体制上进行新的尝试,也再次提醒了我们:“美术学院中的当代艺术教育正在成为市场体制建设和美术馆建设运动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界正在发生着的最重要的运动”。毕竟,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艺术院校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博伊斯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任教和发起的各式运动,是在先锋艺术思想与学院体制之间矛盾的典型案例:先锋艺术对体制的反感,对政治的介入性活动,无法和传统学院理念进行平和而稳定的合作。当代艺术与学院教育之间的矛盾首先就表现在理念与体制之间的冲突上,即:当代艺术到底能不能教? 2003年,中国美术学院成立实验艺术系,正式将当代艺术引入学院教育体制中来,随后中国的各大美术学院也相继开设了新媒体艺术、实验艺术的系科。但从本质上来说,学院与先锋艺术是不相融的,先锋艺术是以学院为敌,以反学院为其存在的理由的。在现有体制下,学院的当代艺术教学,极易落入炫技和媒介讨论的窠臼,无法实现艺术所抱有的政治理想。关于“艺术到底能不能教”的问题,在逼迫着艺术教育者们重新思考自身的使命,邱志杰如是总结:“一方面,学院须表现出对当代思潮的敏感性,与艺术江湖上的运动紧密互动,强化学院的思潮聚合能力……另一方面,学院又须与江湖舞台拉开距离,保持大学系统的学术独立性。” 当学院和先锋艺术这两个概念开始妥协、合作的时候,我们要么对这两个词汇进行再定义,扩大其语意范围;要么,便要实现研究的转向,不在符号和语意上执着,而去研究艺术界中各种力量的联合与较量,以找到发展的平衡点。“川美驻留计划”的推行就属于后者,在学院体制中建立一个能够自主运行的艺术小“圈子”,进行艺术生态创造的尝试,使学院教育体制与艺术市场机制相结合。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

 

    对许多艺术青年来说,“艺术”一词是带有神圣光芒的,这种理想主义追求激励他们一直坚持艺术创作。但如何在艺术市场机制中存活下来,也是他们需要考虑并且去践行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资本、信心坚持艺术创作。“当年轻艺术家卸下学生身份,开始憧憬着大有可为的艺术家事业时,一组全新的、与先前对立的角色却正等待着他们。要成为目前文化中所认定的艺术家,一个年轻人必须从内敛而沉默寡言的独行者,变成自我推销的社交工具。” 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在其著作《艺术社会学》中如此形容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身份转变。当艺术需要进入既定的场域和体制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一些的附属品,确切的说,我们需要适应这些显性和隐性的规则。在这一层面上,“川美驻留计划”类似于由学院主办的针对艺术创作者的“继续教育”,引入艺术界里的各种因素——美术馆、策展人、收藏机制等,让刚刚踏出校门的青年艺术家们有一个缓冲的时期和平台去适应。其次,学院的学术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青年艺术家们为了贴合市场过早的形成一种“样式”,鼓励他们继续进行探索和实验,找到合乎自己想法的创作方式。在对部分青年驻留艺术家进行访谈后,有两种普遍的现象在这里值得提及:一是这些青年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不是习作)几乎都始于他们的毕业创作。对于那些完成本科未继续研究生深造的青年艺术家来说,这样的创作经历实属短暂,而“川美驻留计划”提供的便是一个能够专注于创作、实验的氛围和空间,既没有课程的安排也没有过多的浮躁气息,只有一群有相同志趣的青年艺术家和学校丰富的学习资源、交流平台。其二便是青年艺术家们对艺术的坚定。在谈论到何以用艺术创作来养活自己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不指望艺术来养活自己,而是选择一个时间宽裕的其它工作来支持自己的创作。少了对商业市场的谄媚,他们的创作会更贴近自己的生活和心境,也才具有“青年艺术”应该有的活力和批判精神。“川美驻留计划”的“继续教育”不是知识的传承,也没有强硬的价值标准,而是提供一个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让艺术青年自行去进行思考、交流和创作,最后以一个熟悉艺术情境的青年艺术家的身份来展示他们的创作成果。在已经过去的两个驻留年度里面,这种扶助模式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驻留艺术家们在他们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保证,并且创作的方法论、媒介材质上都有他们个人的特色。

    在整个项目的运转方面,“川美驻留计划”一直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如整合学院的教学资源与项目所有的空间、平台资源,青年艺术家们一面能够共享在校学生的基本教学设施,一面又举办各种活动沙龙,与川美的在读学生进行交流,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无论是对于在校的学生还是驻留艺术家,这种整合都是有益的,青年艺术家在讲述的过程中能够梳理自己的创作思路,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而学生们也乐于接受来自课程之外的信息。其次,由于“川美驻留计划”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依托,在进行招募和宣传时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更加直接的接触到各大美术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因而,在第二年度驻留招募时,就已经有来自国内外各大艺术院校毕业生的申请文件。较之于其它性质的艺术驻留,“川美驻留计划”在招募、宣传、寻找年轻艺术家等方面压力要小得多,工作重心可以更好的放在项目的实际运行之上。最后,充分利用校友资源也促进了“川美驻留计划”的发展。首展“蜕变•方圆可现”的策展人何桂彦、2013—2014年度展“后•生”策展人盛葳,2014—2015年度中期展“客寓观景”的项目策划人孙鹏均为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生,他们能参与到一个刚起步的青年艺术项目中来,其中少不了四川美术学院影响力和他们个人对美院的情感。这些已经有了丰富的展览经历的前辈的加入,为“川美驻留计划”的继续推进提供了更多来自校外的资源和渠道,也增强了“川美驻留计划”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整合资源的模式,减少了运行的成本,也带来了更大的成效。这样的成效对青年驻留艺术家来说,就是更多参加大型展览、艺术项目的机会,更多的和国际、国内艺术家交流的机会,以及更多被推介、被选择的机会。

    以学院为主体建立扶助计划,是既有体制中教学任务之外的工作,因而“川美驻留计划”的学院气质,不仅表现在其运行的空间环境、平台背景上,也表现在这其中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中——学校对毕业生的希望、前辈对后辈的关心和帮助等,也表现在艺术家们极为理想化的追求以及学院以体制改革的方式予以扶助的关系之中。如果以参加展览、获奖等方面的单位量作参考的话,“川美驻留计划”在推行的前两个年度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由“川美驻留计划”本身举办的展览以及青年驻留艺术家们自行组织、参加的展览数目繁多,也有许多青年驻留艺术家们获得不同主题的艺术奖项。加之与学院内部系科实践教学的合作,“川美驻留计划”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自行运转的生态圈,从艺术作品创作、理论知识生产到不同媒介媒体的宣传,一批有着相同志向的年轻人是它不断前进的动力之源。只是,我们在面对这些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思考标准的合理性和现行模式的潜在问题。

 

潜在问题分析

 

    在中国大陆地区尚未建立起艺术基金会制度的当下,青年艺术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艺术驻留无疑是非常合适的方式。在“川美驻留计划”推行以后,其他美术院校也开始做此方面的尝试,说明对于各地的青年艺术家和艺术院校毕业生来说,这种方式的扶助都是有意义和有需求的。同时,也体现了专业艺术院校在面对当代艺术市场机制时的试探态度,尝试在学院体制之中引入“艺术场”里的其它因素,以适应当代艺术模糊不定的形态。就艺术生态的打造来看,艺术驻留项目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意图鼓励和扶助从学院走出去的青年艺术家们。但这些项目也表明了学院对市场机制的妥协:以既有的市场分工、艺术运作模式为参考对象进行模仿,部分失去了学院的独立精神。在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中,艺术需要被看成一种产业来进行就业率、职业精神等方面评估和考量,而这些内容都与艺术本体无关,如何在这样环境中保持艺术的独立以及学术的独立,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市场本身不是一个标准,推崇什么样的艺术或者认同什么样的艺术,涉及价值判断,这就是学院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地方。学院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是个做学术的地方。艺术家肯定不是学院培养出来的,即便曾经是在学院呆过,他的成长也需要大社会的磨砺。”

    艺术创作不仅仅是技法的训练,而是关乎艺术家的生活经验、知识累积,对生活的体验是产生直击人心的艺术必经之路。正如张晓刚所写的“像野狗一样活着”,艰苦的生存状态,或许更能激发艺术家的思考和创作动力:王广义在组织北方画派的活动和展览时,都是自掏腰包,几位艺术家东拼西凑才能支付展览空间的租金和作品的运输费;“新具像画展”时,艺术家自己承担画广告、印请帖、搬运画等工作。这些经历,对如今一线的艺术家们来说都不会陌生。这其中,可能会有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并未实现产业化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这些逆境对青年艺术家们的执着精神的考验。正是在前途迷茫的状态中,在压抑、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才是青年艺术家们反思自己、确定方向的最好时机。当一个人在处处都是阻力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那么他确实保有对艺术的理想主义的情怀,是真诚而执着的。在虎溪公社较为单纯的环境中,艺术青年们却少了很多直面社会底层的机会。相比于黄桷坪尽显生活百态的气质,处于大学城的虎溪公社带着些许的小资情调,在此环境中的青年艺术家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到底会不会受影响是值得思忖的,他们的创作会不会陷入一种平淡无奇的统一模式之中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平静之中暗藏着危险。青年艺术家们一面坚持艺术的独立和高尚,一面又幻想着市场前景;艺术学院一面提升自身体制的自由度和开放程度,一面又必须考虑到教学成果和各项指标是否达标等问题,这其中的矛盾是短期无法解决的,我们只能努力在现阶段、现下的情境中中,找到最合乎逻辑、最贴近我们目标的方式,当它们在发展中逐渐失衡时,我们能适时适当的调整和改变。“我明白,许多批评家会期望一个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性的环境,但是,我们想说,人类生活总是在地狱与天堂之间来回,没有乌托邦。”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是艺术学院和艺术从业者们对梦想的向往,并且努力对它们进行高仿真的再造,其中的偏差不可避免,但那份坚持却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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